古代外国人在运河上的活动，对大运河的记载，对研究古代大运河及沿岸状况，提供了鲜活的史料资料，也给我们了解常州古代运河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弥补了中国文献的不足。外国人关于北宋、元、明、清四部有关大运河的文献，都提到了大运河常州段或常州城市。虽然所记录的内容不如杭州、苏州、镇江等城市篇幅大、内容丰富，但对常州运河文化的主要特色基本上都点到了，其中以日本僧人成寻的记载最为详实。马可·波罗记载了蒙古军在常州屠城的史实，尽管还有争议。明代朝鲜人崔溥记述了常州段运河上的许多地名，包括集镇、桥梁、闸坝、驿铺等。在马戛尔尼的眼中，繁荣的常州府城已经略有式微的情况。

大运河申遗成功，仅仅是大运河走向世界的开始，要提升大运河的国际知名度，使之像长城一样，成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标尺的双子星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就在几年前，研究大运河文化的学者还对中国大运河在国际上的认知度忧心忡忡，其曰：“一位资深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专家想了解大运河时，却发现在当代科学的英文语境中，甚至找不到一篇可以引用的关于大运河的学术性论文。”不知是危言耸听，还是持之有故，至少透露出当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大运河的研究很冷清，可资参考的学术成果不多，完全没有像长城那般重视，更不用说1987年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城早就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因此，即便大运河申遗成功，其真正走向世界，像长城那样成为全世界闻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还需要继续努力。

其实，与长城相比，根据目前看到的史料，古代大运河应当比长城更早名扬海外，更具国际影响力。这主要因为长城虽然在春秋战国就已经修筑，到秦朝连成一体，汉代继续扩展，但在元以前，古代的长城湮没于荒漠草原之中，或毁坏或难以寻找，故一般人很难找到，所在区域多为游牧与农耕交锋地带，属战争区域，因而游历者极少，记载也极为零星，连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都没有记述到长城，以至于成为人们对其书真实性提出质疑的证据。后来，外国人看到屹立在北方东西数千公里、雄伟壮丽的长城主要是明长城，而基本上销声匿迹的秦汉长城与明长城并非一回事，外国人却经常混淆。秦始皇、秦统一帝国名震四海，长城又与秦始皇息息相关，所以名遐世界也是正常的。但从外国人对长城的科学认识看，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是在明朝，特别是明中后期，之后才慢慢被外国人所了解，清代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亲历长城，可能是明确记载的外国人最直接考察长城的开端。直到近代，外国人对长城还十分陌生，夸夸其谈，或夸大其词比比皆是，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虽然他曾经到中国访问，也可能登上长城。20世纪初外国人才真正游历长城全线，威廉·埃德加·盖洛（1865-1925）是第一个走完长城全线的外国旅行家，他于1909年出版了《中国长城》一书，向西方全面介绍了他眼中的长城。他开篇写道：“世上有一座中国的长城。地理书中告诉我们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并未阐明长城是否用陶瓷所建，又为何而建？空间长城现在延伸几许，迄今又有多长的历史？当前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令新闻界为之喧哗骚动，仅仅是因为此项工程要移动几十亿泥土而已。建造长城时还没有蒸汽机驱动的机械，但根据格兰特将军估算，其工程量相当于建设美国全部的铁路、运河，以及几乎所有的城市。我们对于中国的无知，几乎与那块国土同样的庞大。”

而外国人对大运河则很早就亲历并留下记录。隋以后沟通了大江大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只要在中国东部旅行，特别是乘船旅行，大运河应是必经水路。从古代开始，外国人便在大运河上旅行，留下了丰富的记录。这些珍贵史料，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因为这对于向世界宣传大运河极为重要。从这些国外文献看，其中大多涉及到江苏运河沿岸诸多城市。如苏北运河上的扬州、淮安，江南运河上的苏州、常州、镇江等。常州是江南运河上的重要城市，常州府治所在，其境内运河乃是必经之地，因此，也留下一些珍贵的记载，本文选择北宋日本僧人成寻、元代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明代朝鲜官员崔溥、清代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所著的四部文献中所涉及的常州运河的情况作一简要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