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漕运）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对明朝国家财政发挥命脉的作用，几乎中国所有物产，都通过大运河来输送，在中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歷史意义。许多学者研究，一些王朝的灭亡，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对水利的忽视，大运河后来无法进行有系统的输送，是否反映了大明帝国的崩溃？美国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中对此有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角度来说，大运河（漕运）对明朝的国家财政发挥?命脉的作用，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物资供应都要经过它。这些物资，以穀类为最大宗，其他还有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材、文具、瓷器等，几乎中国所有的物产，都通过大运河来输送，所以大运河意义重大。

　　一般说来，明代漕运问题涉及到明史中许多因素，例如皇帝及大臣管理漕运的风格、政府模式、官场惯例、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国民经济、地理环境和工艺技术等，都密切关联?漕运的运作。

　　开凿运河 歷史悠久

　　黄仁宇首先追溯了中国开凿运河的歷史，可靠的歷史资料清楚地表明，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中国就用运河运输了。战国期间，好几条人工运河就出现在今天的江苏、安徽、河南和山东等地。

　　自此以后，任何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朝代歷史，都有关于运河开凿的记载。许多著名计划在军事需求下而执行，另一些因运输、灌溉和治水等需要也在施建。事实上，控制其管辖境内的水道是中国地方官员的重要责任。十六世纪晚期来到中国的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就曾指出：“这个国家完全被一套相互交叉的江河和运河所组成的水网所覆盖，无论何地，都可以通过水路到达。”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了解到，在许多地区的地域性运河的流向是持续的。运河开凿者亦毋须从头开始修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修整现存运河，改进以及将河道体系化。

　　黄仁宇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华东地区的特殊地形。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地下水位非常高，开凿运河是相当普通的。早期的耶稣会神父以及来自欧洲国家的使者，经过这一地区时就注意到这点。一位来自欧洲的神父葛德石在描述这个地区时便说道：“最引人注目的水道就是运河。那些运河取代了道路，只有少数村庄不坐落在可以航行的运河上。”

　　大运河的军事行动

　　宋朝以来，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大运河南北沿线地区。这一情况在明代非常明显。其结果是，运河地区在明朝政治史中一直佔有显著地位。甚至在运河重新开凿之前，洪武皇帝派出的北伐军就是沿?未来的水道路线，而燕王起兵时也是走这条路线。

　　在后者事例中，燕王正是攻佔了德州、济宁和东昌│都是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才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起兵的最后一个阶段，燕王大胆包抄，经过淮安，出其不意攻佔扬州，从而夺取了南北大运河干线上最后两座堡垒。而对于在南京的建文帝来说，意味?战争的完全失败。在这关键时刻，陈瑄统率下的水师转而效忠战胜者，使得燕王能够渡过长江宣告自己为永乐帝。为了奖赏陈瑄的倒戈，永乐帝任命他为第一任漕运总兵。

　　燕王造反之后，明朝歷史上又发生了两次皇室成员企图夺取帝位的政变，不过两个筹划者都失败了。一四二五年，汉王企图夺取帝位，明宣宗立即指挥镇压军讨伐叛乱。明宣宗确信自己的迅速行动会致命打击叛乱者，因而下了一道作战命令给陈瑄，指示他加强守卫水路和附近陆路，防止汉王逃到南方。

　　大运河的内忧外患

　　在一五一九年，甯王造反。正德皇帝组织了类似的讨伐军，运河又一次因为作为军事行动的路线而发挥作用。正德皇帝的水师开拔之前，政变就被镇压下去。正德皇帝喜欢浮夸的特质，或许胜过了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他根据原计划，还要继续前进。把这次军事行动变成无忧无虑的巡游。但正是在一次游歷行程中，他落入水中，导致生病，其后早逝。

　　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道路，大运河同样经歷了众多内忧外患。于一五一一年和一六四二年爆发的两次暴动，都发生在运河地区；这两次都导致运河航运暂时中断。十六世纪中叶，日本海盗在华东猖獗时，也侵袭了淮安地区，大运河航运一度又受到严重威胁。运河地区许多城镇保留至今的城墙，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或加强的。在明朝即将崩溃的几年里，满族人任意地入侵明帝国；有好几次，运河地区受其铁骑蹂躏。在一六三九年，清军还未到达徐州就停止下来。在攻佔北京后，征服者的下一步就是沿?水道南下攻佔南京。正是在运河同长江相汇合的扬州，清军遭到了明朝军队最激烈的抵抗。其后扬州城的陷落，击破了明朝官员坚守江南的念头，明确地终结了明朝最后的希望。

　　此外，漕运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和区域社会开发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漕运毕竟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